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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思考(宫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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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社会步入二十一世纪,已经十有五载,差不多接近本世纪的五分之一,真可谓时间如梭,光阴似箭,亦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记得年初的时候,与马老共同探讨国学新思维问题,到后来我们组建国学新思维课题组。其间,马老先后撰写有关国学新思维思考之一、之二、之三诸篇,我们国学新思维课题组成员共同讨论,共同分享,有所启发,有所教益。

这里,不揣浅陋之见,略陈几点初步想法:

其一,有关国学新思维的提出,应是当前“国学热”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稍加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到如今持续发酵的“国学热”,正好前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地认为,前一阶段的“文化热”本是后一阶段的“国学热”基础;后一阶段的“国学热”本是前一阶段的“文化热”发展,由于两者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反映出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

“文化热”本身,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们迎来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实际上着重要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国学热”本身,则正处在世界格局大变动之中,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之际,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刻,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我们迎来了研究国学的热潮,实际上着重要解决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从着眼于国内的“文化热”,到着眼于世界的“国学热”的过程,也就是从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再到探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经历这样一个曲折的发展或者说旋螺的上升过程。由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所反映的时代特点的不同,前呼后应,各有侧重,都是旨在研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的国学新思维的提出,正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或前提条件下,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适应“文化热”到“国学热”的转变,适应“文化热”到“国学热”的需求,应是当前“国学热”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二,有关国学新思维的提出,应是反思传统国学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我们会注意或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伴随着“国学热”的讨论,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始终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大家知道,“国学”一词的出现,至今也不过百年有余。作为与“西学”相对应的称谓,我们可以追朔到“中学”一词的出现,“国学”也可以称谓“中学”,或者说“国学”一词是“中学”一词的延续。

从历史上看,东西方文化交流,肇起于宋末元初,而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则开启于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从而打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嗣后,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特别到晚清民初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前后,犹如李学勤先生所言,每当中国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总会出现“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讨论,或者说“国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时至今日,也是如此。

我们透过这些历史表象,可以清晰地发现,所谓的“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讨论,或者说“国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的递进过程,等于“西学”步步进逼,“中学”或者说“国学”步步退让,几乎到了失去“中学”或者说“国学”的根本地步。

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或碰撞,从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历史又回归到原点上。

我们的国学新思维的提出,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历史机遇,通过缕析东西方文化交流或碰撞发展轨迹,明确国学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彻底摆脱清代以来的学术影响,以二十一世纪前后发现的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为契机,应是反思传统国学的必然结果。

其三,有关国学新思维的提出,应是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显然,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国学”式微,我们似乎已经走进了“迷失时代”。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以往,我们讨论国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把它划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这样六个发展阶段,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基本共识。

其实,如果我们略作一些分析,还存在不少可以探讨的问题。诸如先秦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分开,两汉经今古文划分,六朝到唐代的义疏之学,以及清代的考据之学等等。有关方面,李学勤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讨论,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近年,在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李学勤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其云:

    “最近几年,国学热不断升温,我常有机会去讲一

些话。关于国学我总要谈到一点,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

不包,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复杂,可是在国学里面它有

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

心是经学。”

在这方面,李学勤先生为马宝善先生《易道宇宙观》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更加进一步明确地指出:

    “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溯其始                              源,探其根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内涵,即所谓的国学。国学的范围也很宽广,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我近几年反复在讲:‘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 经学’。这里我想再加上一句:‘经学的冠冕是易学’”。

李学勤先生这一真知灼见,我们可以这样地说,为我们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一把真正的钥匙。

我们的国学新思维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考,从易道研究出发,从这颗文化大树的根说起,考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梳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和特点,应是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据此,我们以为,有关国学新思维的提出,应是当前“国学热”发展的必然结果、应是反思传统国学的必然结果、应是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这样由表及里、由里及根的探讨,一句话是跨越时空的理论思考,是重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有益尝试。它突出了三个创新:

其一,思路创新,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源头活水易道说起;

其二,结构创新,探讨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人生观、运筹观;

其三,体系创新,确立所谓“五经四书”,包括《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论语》、《孙子兵法》和《孟子》、《荀子》、《大学》、《中庸》。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应当是文化自信。我们不仅要文化自信,还要文化自觉、更要文化自强。只有文化自信,才能文化自觉,而只有文化自觉,才能文化自强,这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ag亚洲官网|首页易道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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