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er
ag亚洲官网|首页
《国学新思维》刍议(江向东)

江.png


 Ⅰ何谓“国学”之“新思维”?

     首要地,是对讨论的“主题”之前提性反思。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了“儒学”、“传统文化”与“国学”这些概念?对孔子的心理主义的理解与哲学的理解之区分。伽达默尔说:“对他人之理解必须以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为前提”,人都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都有局限,都不能像上帝那样鸟瞰历史。比如说,我不一定都赞成某某先生的具体观点,但我必须维护他说话的权利,我这样做,即是出于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我基本上对“国学”(比如说以“孔子”为例)作一种哲学的理解(建构的理解),孔子已经是民族文化的“象征”,跟历史上那个所谓真实的“孔子”本人(这种心理主义地考察“孔子”的研究也有价值,但只是在派生的意义上,不具有严格的普遍性,故不属于哲学的理解)有关系但又很不一样(因为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形象已经不断地被重新建构) ,对我来说,“孔子”的生命力并不在过去(历史),而在当前与未来(创造性思考)。这是我个人关于“国学”思考之最注重点,就此而言,所谓有关“国学”之“新思维”,按我个人粗浅的看法,即指一种有关“国学”之新的哲学“致思”方式或曰有关“国学”经典文本之新的哲学“诠释”模式,此种新的“致思”方式或曰“诠释”模式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否认以往“致思”方式或曰“诠释”模式之“存在”的“合法性”,而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此种“视角”并非什么“结论性”话语,而是对未来的可能“读者”永远持开放性“立场”。中国文化的缺点就是她的优点本身,反之亦然。没有任何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哲学理论,我愿与中国文化共存亡。

、“国学”迫切需要“新思维”

    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哲学或曰中国思想史的理论创新工作一直都与其对当代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紧密相关,现简要概述如下:

    一、对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境遇(如环境污染与恐怖主义等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回应。“思想史”首要地是“思想”的“问题史”。“思想史”不等于“思想”的“编年史”,更不能被等同于“思想”的“编纂学”,它首要地应该被理解为“思想”的“问题史”。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于古代文献的阅读与新出土材料的发掘整理等基本功的训练绝不能忽视,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首要地需以“问题意识”(即对中国古代思想资源的“提问”)作为全部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与最后归宿,如此,方能真正深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从某种“视角”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学会像老子(应对当代环境污染、全球变暖乃至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与审美鉴赏能力等问题)和孔子(应对地区冲突、民族矛盾与恐怖主义等问题)那样“思考”并“提问”比只是简单地“背诵”他们所言说过的话语更有意义。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尝试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如《老子》、《论语》等)中寻找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智慧”,如1993年的世界宗教会议,讨论全球道德伦理。在起草宣言时,他们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最好的道德格言,筛选出来进行评议,找出一个认为是世界性伦理道德格言,作为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只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选中,被称为黄金规则,即道德规范的底线。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思想的“智慧”对当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

    二、对重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亦即“民族精神”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反思与回应。我们注意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逐渐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相当多的学者,特别注意论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和它的价值所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按已故学者汤一介先生的意见,这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形势有关。自上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民族和受压迫民族为了建立或复兴自己的国家,有一个迫切的任务,他们必须从各方面自觉的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特有文化(宗教、哲学、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强调应更多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完全合理的。总的来说,“国学热”标明国内学界、理论界以一种更加理性、成熟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这是对“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思路继续作深入反思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国内学界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研究越深入,对民族文化的理解越深刻。中西哲学与文化从根本上讲是路径不同,很难简单地说好坏对错,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世界格局中却可以区分强势与弱势,所以,学习与研究西方哲学与文化,不但不会导致所谓“全盘西化”,相反,还会让我们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格局中深化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同样,要真正凸现民族文化主体性也必须以承认异质文化(如欧美、伊斯兰、印度)的主体性为前提,盲目乐观与妄自菲薄都不可取。实际上,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建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进程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侧面”。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军事大国,但中国同样必须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而对包括老子、孔子哲学思想在内的“国学”作深入的研究恰好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崛起” 提供强有力理论支持。

    三、究竟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论”?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了,我的浅见:其一,就现实层面言,随着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日益强大,必然会对旧有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格局的重组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提“和平崛起论”最有利于有效化解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之“中国威胁论”的强烈呼声;其二,就历史层面言,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比如说,孔、孟)都明确推崇“王道”政治而反对“霸道”政治,而实际上这一点已对中华民族之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属于一种崇尚“对外扩张”的文化(比如说,《诗经?大雅?民劳》有言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杜甫诗《前出塞》有言曰:“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如此等等)。其三,就战略层面言,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实属最明智之举,也最符合中国国家长远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人类历史的经验充分表明,那些单纯靠武力建立起来的霸权都长久不了;另一方面,中国毕竟仍然将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国力还很有限,中国军队与国防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尚处于初始阶段,尽管中国航母已于近期下水试航,但中国海军的远洋、深海作战之“硬件”与“软件”都尚不具备,我觉得,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完成将以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等海疆问题都变得不再是个问题为其标志,这正如美国没有海疆问题一样,因为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靠的最终还是实力本身。其四,就理论层面言,我在前文已经提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军事大国,但中国同样必须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而中国决心走“和平崛起”之路,似乎同时也预示了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全球思想中心的可能性。虽然古代中国(老子、孔子)、古代印度(佛陀)与古代希腊(Plato,Aristotle)以及古代罗马(Augustin)都曾经是当时世界的思想中心之一,但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思想格局中,欧洲(意大利、英国、德国与法国等)以及当代美国都先后成为整个世界的思想中心,而东方思想则长期处于被彻底边缘化的境地。但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境遇(比如说,环境污染与恐怖主义等问题)让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尝试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寻找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智慧”。我们期待着中国思想的复兴,因而,在现阶段深入开展对包括老子、孔子思想在内等相关“国学”课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Ⅲ、“国学”如何获得“新思维”?

从根本上讲,当代“国学”研究要获得“新思维”,必须准确理解“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良性”(而非“恶性”)互动关系:

首先,按我个人的浅见,“思想史”首要地应该被理解为“思想”的“问题史”,而过去已经产生了的“思想”就是以“问题”形式保存于“学术史”本身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学术史”就是过去已经产生的“思想史”本身;

其次,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考察,“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因为前者通常侧重于“六经注我”、“接着讲”与“如何创新”等问题,属于一种“主动”的学问;而后者则通常侧重于“我注六经”、“照着讲”与“如何梳理或继承”等问题,属于一种“被动”的学问。  

再次,从表面上看,上述“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吗?其实不然。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真正理解“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本质关系: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无论是选择“学术史”的路径还是选择“思想史”路径都只不过属于研究工作“出发点”或“起点”的不同,但“思想史”需要必要的“学术史”的积累与训练,而必要的“学术史”的积累与训练也同样必须以促进而不是偏离“思想史”的研究本身为依归,因而,对于任何一门(尤其是人文)“学科”而言,都应该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照着讲”与“接着讲”、“继承”与“创新”、“被动”与“主动”良性互动的“学问”;“思想史”的研究离开了必要的“学术史”的积累与训练就会流于“浮夸”与“空洞”;而“学术史”的研究离开了“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偏离其自身的工作初衷。

最后,在我国当代思想界,一个最令人触目惊心、也最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学术史”的研究实际上被等同于勤奋、扎实的“文献学”(即外在的“资料”整理或编辑,而内在的“思想”本身却被“遗忘”、”摒弃“或“掏空”);“学术史”的研究成为掩盖低水平重复劳动科研成果的“保护伞”与“遮羞布”;“学术史”的研究成为逃避“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的最冠冕堂皇的“托辞”。过去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上述这种“治学模式”或“思维方式”如不能及时地予以“转换”甚至“根除”,其必将严重阻碍我国文化大国战略的实施与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创新”谈何容易?诸如此类“现象”无疑应当引起我国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友情链接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