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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易》思维”视角(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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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他们所生活的这片沃土上承载和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勤劳和智慧,整个文明史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源远流长。当华夏文明的祖先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特的“类”在世间存在时,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就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帮助每个个体通过认识同“类”产生对自身和周遭一切的好奇心,由此好奇心引发了探索自我与世界的实践活动,开发了文明始祖特有的思维方式。随着思维能力的提升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华夏祖先的精神境界也不断突破,反过来,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帮助人们拓展全新的实践领域,让人们乃至人“类”过上有主体意识的、自觉的、自由的、真正的属“人”的生活。

本文所讲的《易》思维,就是我们的先人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清晰、丰富、发展的思维构架。《易》思维构架是一个严密的象数逻辑体系,它形式上包含太极图、河图、洛书、先天卦、后天卦以及六十四卦方圆图等一系列符号体系和图形;内容上涵盖宇宙及一切天地万物,涵盖一切“无”与“有”的衍生、发展与平衡的过程,故能“弥纶天下”;在内容与形式背后隐含着一个完整、严密、真切、抽象的哲理体系,即天地人三才之道、阴阳和合之道。《易》思维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动态性、平衡性,与之相对所形成的是太和思维模式(也可以说是生态思维模式)、变易思维模式、阴阳对待思维模式。“国学新思维”正是在这种整体系统、阴阳互应、恒定应变的思维的引导下提出的,也是运用《易》思维去梳理反思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新视角。

一、文化领域的“国学热”现象

当前出现的国学热实际上是一种传统文化热,是在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国学热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在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各个层次各有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习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 足以说明党中央新一代领带集体对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认可;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 就精英文化领域而言,高校创办国学院等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开设国学专栏等。在大众文化领域,文房四宝的热销反映了人们对书法国画的热衷,从古琴、古筝、琵琶等中式乐器培训市场的兴起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传统中式音乐的欣赏和喜爱;品茶文化走进各个阶层(就连近期火爆热播的励志偶像影视剧,如《闪亮茗天》及续集《茗天闪亮》都以茶文化为主题);古诗词和典籍的吟诵及国学讲座成为越来越多学校、企事业单位业务以外第二课堂的首选,以焚香挂画、吟诗作赋、抚琴礼茶为主要形式的古时社交聚会形式——“雅集”在近两年悄然兴起。以上便是我们在今天社会所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上上下下开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现象。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弘扬

无论是中央的号召,还是民间的热衷,亦或是学界的热议,都表明了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论证其重要性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成熟而丰富,“国学新思维”并不将其作为分析的重点,而是重点思考和探索“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关注四个方面:一是要考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是什么,这关系到我们发展国学、研究国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二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哪些是需要大力弘扬为当代所用的,哪些是需要继续研究讨论、暂时搁置的,哪些是需要批判驳斥的,这关系到我们进行国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关系到运用国学思想精髓指导生活实践的成效;三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是什么,关系到国学研究如何“落地”、如何和大众文化相处的问题;四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保障机制是什么,这关系到国学研究、国学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包括方向原则、制度化、生活化等。

三、《易》思维视角启发下的“国学新思维”

“国学新思维”的提出,便是从“易”思维的视角,启发我们以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思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

首先,《易》思维视角启发我们领悟传统文化经典的真谛。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进行立体审视,把思想放在产生思想的过程中去研习领悟,这就要运用《易》思维中的变易思维方式和整体思维方式,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需要考虑到产生思想的情境及思想对情境的影响,把握住其中的规律便能明辨思想所适用的条件和范围,预知思想所产生的价值和效用,便能较好的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国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中国传统文化通用,在学术界“国学”的界定还存在很多争议,近代国学“概念”的建构主要是在新学、西学的强势冲击背景下强调中国学术文化的地位的需要,突出中国学术文化自身独特性的需要,多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思想部分,比如儒释道、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对这些思想文化体系的关注、研究和应用,又多是以研习文字为表达方式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国学经典就是这些文献或是思想文化的一部分。这些经典并不是“天生”就被贴上“经典”的标签,而是经受了世世代代的斟酌、锤炼甚至百般磨难才得以选择和传承,才渐渐被“经典化”的。“经典”产生和被“经典化”的过程中,承载经典的人物和时代虽然都十分具体,貌似充满着偶然性和随机性,但如果用整体性思维看待和分析这些偶然的具体,同时运用变易性思维分析思想与环境的动态互动过程,就能够领悟到经典所要传递的有关必然性的信息,因此这“偶然的具体”也便是必然性的一部分,只有深刻而全面地分析这些“偶然的具体”,即分析具体的相关人物和时代,才能较为准确地接收到这些以语言、文字方式呈现的思想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必然性,而这才是“道”的真谛所在。清晰化了具体人物与时代的边界与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晕染、消磨或者说弥合了边界,使理性世界也能够彼此疏通和连接,成为自洽亨通的“道”的系统。

其次,《易》思维引导我们选择性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习总书记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3] 所以,要想做到较为正确合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批判吸收,让所吸纳的内容能够对今天和未来民族复兴大业有效力,就需要认真、智慧地审视各种经典学说的兴起、彰显或是排斥、没落。借助《易》思维的变易思维模式的帮助,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经典产生、发展及发挥作用的规律,也可以更准确的把握经典发挥其最优效能的时机和场域。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几经沉浮,而在当今中国备受关注、热捧和赞赏,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以此历史考察为切入点,不仅可以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可以探索辨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劣精粗及真伪,从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智力支持。

《荀子》思想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原创精神和批判精神,但恰恰是这些非孟批儒和有关“人性”的标新立异的提法和学说,因后人对其思想属性认识不清,导使其人及其学说的命运跌宕起伏。如鲍国顺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荀子可以说是身后遭遇最为离奇的一位思想家。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下面两个理由。第一:荀子是历来受误解最深的思想家。第二:同时他也是里来获取不虞之誉最多的思想家。”[4] 这表明,当代学人已经认识到抛开古代学人对荀子的误读和偏见,看到荀子思想对古代中国的深远影响和价值所在。如廖明春先生的《<荀子>新探》一书,在广泛吸纳新材料的基础上对荀子的生平事迹、《荀子》的成书、《荀子》的“人性论”、“法后王说”、“民本思想”、“虚一而静”说、“兵论、”、“思孟五行说”等重要思想进行重新考据和论证,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修时贤的新观点;陈修武先生在《荀子:人性的批判》一书中为展示荀子“真形象”做出努力,文中分析了与荀子密切相关的人物——老师孔子和学生李斯、韩非,这是非常有新意有特色的尝试;学者李桂民《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注重荀子思想的语境和思想的动态过程,以“礼”切入分析荀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以及荀子思想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和影响;孙伟《“道”与“幸福”——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较研究》、陈光连《知识与德性:荀子“知性”道德哲学研究》等运用中西方哲学比较的方式,分析比较荀子沿袭儒家又加入法家的“道”的内涵与亚里士多德“幸福”内涵、比较荀子教化成德的思维与黑格尔知性与德行贯通的理论,探索和确认了荀子思想的道德伦理价值,等等。这些学者在研究《荀子》时,或用详实细致的考据,或用严密的逻辑论证,或佐以丰富的历史背景资料,或凭借非凡的理性推敲,这些都典型地运用了《易》思维的变易思维模式和整体思维模式,体现了对国学经典批判继承、积极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推陈出新的研究成果。

再次,《易》思维启发我们以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思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例如其一,我们可以用太和思维模式,也即生态思维模式,来思考弘扬国学的目标是什么。本“太和思维方式”中的“太和”取词于《易传》,“太和”思维是《易》符号体系所呈现出的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这是一种既兼顾关照天地人三才,又统之以三才之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天道原则、地道法则和人道规则的内在一致性,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从次序性,强调协调整合矛盾诸方面的动态平衡性。[5] 太和思维模式启发我们在复兴民族文化、弘扬国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和谐发展的原则,保持开放而包容;另一方面也要尊从顺应“道”的原则,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坚守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取向。[6] 其二,可以运用《易》思维的阴阳对应统一思维来分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什么。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负阴而抱阳”,用阴阳属性及其交互相揉的作用力阐释万物发生、发展、衰亡、转化的过程,阐释维持其存在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和动力,阐释万物动静交替的存在样态。受到这种思维的启发,我们可以结合社会历史情境分析思想学说的优劣得失。例如我们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结合在这种思想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来审视儒家思想,就会意识到儒家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百年,却遭受了巨大的挫折,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质疑和批判甚至全盘否定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清末科考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事件一步步将中国传统文化打入冷宫。以致到现在,学制、学科、学术的全盘西化蔚然成风。无数学者为西方理论和思潮冲击碰撞中的国学寻找出路,或坚守保护,或相融共存,或综合中西,国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艰难发展。

中国在经济实力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今天,又将目光投向精神文化领域,促进软实力的提升。温饱问题解决、大部分人们进入小康生活之后,人们开始担心道德滑坡的问题,关注并探讨幸福感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热”逐步升温,这就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是要回复和弘扬过去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国学吗?四书五经的国学经典给我们的是怎样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核?这些思想的精华和价值理念是否足以应对国际关系,或者足以能够满足我们对各国和谐相容共处、世界安定和平的期望呢?运用阴阳对应统一的思维分析历史,启发我们认识到,只谈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价值理念不足以应对价值理念多元,而且与传统有着本质冲突的现代非理性社会,只讲“修身养性成仁君子”等难以应对“小人”烧杀抢掠的非礼行径,所以还需要有“防人之心”,需要打造“坚船利炮”巩固国防的学问。

四、用新思维重新认识国学经典体系

儒家学说固然在中国传统文化居于主流地位,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多集中在与儒家相关的研讨,甚至将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单一化的认识和研究,不利于我们很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多成分多层次的历史实际。仅就古代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除了儒家,还有墨、道、法、阴阳、名、兵、农、纵横、小说等九家,即使汉以后成为文化主流,也有先有黄老之学的兴起,之后才有独尊儒术,而儒、道两家思想此后都不再纯粹,而是在交融中互相吸纳互相补充,同时也吸收了其他诸家思想,加之隋唐兴起的佛学思想,儒、释、道形成了传统文化主流中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三股主力,随世界、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的起伏变化而此消彼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有如一座巨大的思想想宝库,我们运用《易》思维的整体性与平衡性模式,通过回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就可以意识到单一儒学作为主流文化带给社会发展的局限性。

“国学新思维”的提出者马宝善先生认为,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就繁荣中华文化使之服务于民族复兴大业而言,从实现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体系的需要说起,国学经典中以《易》、《道德经》、《黄帝内经》、《论语》、《孙子兵法》最具有代表性。其中《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被冠以五经之首、三玄之冠,儒释道三者皆以《易》为尊,中华文化的基因、深层心理结构、思维模式都由此流出,因此在以《易》思维构建的国学经典体系中,《易》同样作为五经之首统领整体,是国学新思维的逻辑起点,其余四部经典所要突出的内容及定位皆以《易》为中心、由其与《易》的关系来确认的。对五部经典的关注点各有侧重,定位有所不同,安排在体系中的次序也不同,其中《易》为宇宙观,《道德经》为自然观,《皇帝内经》为生命观,《论语》为伦理观,《孙子兵法》为运筹观。虽然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人对自我身体心理所产生的观念在这些经典里均会有所提及,但作为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经典体系的构建而言是有着相对的差异和侧重的。这样的框架与分层次序安排,体现了运用《易》思维视角把握国学经典的整体性、平衡性和动态性,以易道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通论宇宙天地万物,把握阴阳平衡,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问题非常重视。[7]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创造性发展是使传统优秀文化突出其当代价值的关键所在。综上所述,从《易》思维视角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进行反思,以太和、变易及阴阳对应统一等思维模式保持整体性、动态性和平衡性的思考,将会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所创新。《国学新思维》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构建国学经典哲学理论体系,便是在这种《易》思维启发下的一种新的尝试。

(作者 河南理工大学)



[1] 如他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13819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他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研究孔子,研究儒家,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由来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3] 20131126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

[4] 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台湾华正书局1982年版,第1页。

[5]从这个思维视角而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就是要服务于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需要,服务于积极健康向上和谐的文化建构的需要,服务于人们觉醒、自由、幸福生活的需要,服务于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需要,服务于引领世界相和相容、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6] 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谈到:“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历经苦难,中国人民珍惜和平,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历史将证明,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7] 习总书记20142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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