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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新构建(王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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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构建出能够让中国社会自身能够健全发展又能引领世界文明的“成已——仁人”的新文明。

 

    在当今这样一个由科技和资本而带领的全球化进程的人类文明重新构建之时代,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一改往昔,专注聆听中国在每一件国内、国际事务上的声音,都在认真观望中国在近三十年内经济建设取得瞩目成就之后,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如何能够实现中国文化和制度的重新诠释和构建,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日趋全球化的进程中为世界繁荣与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世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面对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各民族的先人们都曾经创造了许多不同的文明,引领着人类从历史的荒芜中走出。由于地缘因素,这些文明的形式不尽相同,随着人类不同的迁徙和融合形式也发生着巨大的演化和流变。近现代科学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更是催生了人类社会生态模式的巨大变化。近两百年来全球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冲突,一次又一次地促使和逼迫着我们对世界产生深刻的认知变化,同时也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研究展开新一轮的思考。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需要继续传承的,哪些是随着历史进行变革的?这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角度,回溯过去,展望未来,从其发展历程中认真提炼,剖析出历久弥新并依然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命题;站在使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前提基础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社群、人与国家、”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存在关系,创建不同文明间新的对话和交流语境,为不断提升中国精神提供智力支持。

一、“国学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全维度”具有人类社会生态结构的完整性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历来以儒学为主,这是基于中国传统中伦理和制度的建设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的历史选择,儒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是,纵观历史,其它诸如道家等更古老优秀的思想文化却也从未离开过我们的历史,不但世世代代就在日常生活中调养我们的身心并以出世的情怀培育我们的品格与精神,甚至在危难时刻力担重任,匡扶社稷。如果说现代科学用以描述宇宙智慧和人类的精神需求是从低到高的垂直性维度,那我们可以形容中国文化的维度自创生开始就主张多维“圆满”,不同形态的文化和思想围绕在我们不同的侧面滋养、润泽着我们不同的人生需求。以“伦理制度”为主的孔孟儒学,以“道法自然”为主的老子道学,和自印度传入中国以“缘起性空”为主的汉传佛学等等。在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为终极核心向外辐射时,每一个人必以主动“圆满”每一个维度如:天地、自然、个人、家庭、社群、国家等等而达到与主体精神的“合德”为终极目标。这个过程也是自我人格完成的必由过程。因此不同维度的客体并不是以垂直型由低到高的层次排列呈现,而是以满足主体不同社会关系、解决不同问题为目的“同在”。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具有“全维度”的文化,一个完整的人,必生活于全维度的文化中,用以处理人和自然、家庭、社会以及人与自己之间不同的关系。这种维度使中国文化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强大的张力,历经多次灾难而依然延续不断,自一脉相承中不断融合创新。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全维度的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实相,它其中包含了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共生于我们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庇佑和指导着我们的人生。

     着名易学学者马宝善先生在其专着《易道宇宙观》(《Cosmology and Logic in the Dao of Changes》)一书中所诠释的东方宇宙观和本体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国学新思考”之当代宏观哲学课题,在这个课题中创造性地提出,以构建中国哲学思想和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五部经典——《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论语》和《孙子兵法》作为课题研究的主体文本,并以《大学》《中庸》《孟子》《荀子》四书补充为儒家思想整体发展的研究文本,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在文明的传承和当代现实社会之间,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辩证剖析。“新五经四书”的选择,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完型构建”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哲学思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国学新思考”课题不仅仅把一直作为中国主流思想的儒家伦理制度的纵、横两个维度提出来,更是以《易经》的哲学思想为主,构建出多维立体的整体性中国哲学研究框架,摈弃了孤立地以儒学为中心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路,还原了几千年来中国丰富的文化传承及其不同哲学思想流派之间相互发展、融合的真实性、整体性原貌。同时又保存了自汉代以绛作为中国主流制度文化的儒学思想体系研究的重点性。并提出在儒学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历史发展中,要结合当前现状,思考“主流思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就儒学的产生演化以及在历史中的优劣、得失进行充分辩析。

国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提出这新五经?如何认识主流思想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新思考新在哪里?如何创新?

这些问题,即是目前学术界所普遍面对的研究课题,也同样是当前社会所迫切关注的文化复兴和制度建设问题。自1840年后的民族遭遇和境况都无不使所有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开始进行思考。而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今天的“新儒家”文化研究中所有出现的学术之研讨、思想之辩析,无不围绕“国之建设和民之命运”这两个大命题展开。“权力与权利”“制度与文化”“道德和法制”等各种社会问题促使我们在经济高度发展后,面对依然存在的困惑不得不重新回溯于历史文化中找寻那些曾经带领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古老智慧。重新带着科学的精神与求实的态度再度思考中国文化之主干是什么?是什么一直影响着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孔子所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哪些是需要弘扬的?哪些是不足的?

“国学新思考”尝试全面、系统地梳理出每一部经典的要旨极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易经》着重探讨宇宙观,《黄帝内经》探讨生命观,《道德经》探讨自然观,《论语》探讨伦理观,《孙子兵法》探讨运筹观,从而构成国学新思考的整体思路。意图以《易》为主干,立足中国传统思想,面对全球化时代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宇宙观、生命观、自然观、伦理观、运筹观五个完整地体现中国文化之“自然生态、人文精神和国家意志”三个密不可分的维度中创建和开展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体系。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研究的高度创新,是中国文化的“完型构建”。

 二、以“时”为中,在历史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中思考新的文明构建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的序言中曾经讲过我们研究中国历代任何一种文化,都要从其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两个方面去考量。在历史和未来之间,以“时”为中,才能走出一条既不脱离历史现实,又能够立足于未来“愿景”之道路。

真实的历史是不能完全复原的,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是以经典文本出发,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古人思想形成和创造经典的那个历史时期去体会其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其任何学说只要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能够产生、建立并被保存延续,就一定是由于适应了那个时代,而时代也孕育了产生相应思想文化的环境和需求,于当时历史背景(当时人们的时代背景)是契合的。而能够保存并发展流传下来的,就一定是和后续的时代也是相契合的或者具有积极价值和意义的。 因此,弥久不变和与时俱进是经典的两个方面。我们在以经典文本出发来进行研究时,势必就要在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方可“见古演新”。文化的复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古或者疑古、批古,而是基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洞见历史,实事求是地立足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状,遵循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法则(道),以实现全人类福祉为目标的文化复兴。

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上一般分成三个大的成就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国都以高度的文明引导着世界的局部格局。同时,在这风云变化的历史发展中,朝代更替,外夷入侵,而正是由于始终秉承“中”道的哲学思想,在历经两千多年后,为我们保存、发展了至今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形成的先秦时期。全世界几个大的文明也都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繁荣阶段。在亘古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于2600多年前迎来一个迄今依然能被记录和传承的文明时代,不断滋养着人类的心灵;第二个高峰阶段阶段是自汉至宋明理学时期。其深刻原因来自秦汉以后进入中国的印度佛学思想经过近千年不断和中国本土政治、文化、宗教产生冲突、磨合,虽历经兴衰、流变,但其主要思想和其理论的高度抽象能力也在“中国化”和“化中国”的两个进程中,不断被自身发展变革的中国思想文化所借鉴和吸收,儒释道三家在相互融合中又各自发展形成蔚为壮观的汉传佛教、隋唐玄学和宋明理学三个极具世界高度的文化,和先秦诸子百家的优秀文化一同滋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身心。特别延伸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个时期日益成熟的儒家伦理制度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刻伦理学思想,在几百年之后的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能够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以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被转移构建于“个人、社群、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不但带领中国人民在面对洪流般的历史灾难时刻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并且在完成国家民主与权力的政治构建过程中,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不说历史真的很神奇,假如你能够拨开所有历史雾障,会发现我们至今依然生活在时空交错的古今中外不同文明和道德秩序的持续建设中,在当下每一刻的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的智慧先民。第三阶段是近现代西学进入中国至今,“国学”这个“一国之学问总成”的名词逐渐被逼迫出来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王国维),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们都倾已之力,在突如其来的全球视野下进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新思想、新文化研究的领域之中。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的思想和文化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时代的高度,这是源自于中国本土特殊的历史发展情况造成的。而始于清末后期的第三次思想浪潮自身的学术发展延续至今也出现了不同的思路和方向,“新儒家”的三代传人们都以不同的观点,在全球学术范围内引领着“国学研究”的方向。如果说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以“中学”、“西学”之辩为重点,那么今天,国学新思考就会面临更复杂、更庞大的课题,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国学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国际思想之间”的研究,一方面是“国学和当今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之间的问题。科技和资本、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感在虚拟和现实之间不断变化,处处是协同合作,处处也充满了竞争。科技迅猛发展,而局部战争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形式浸入到了资本市场和科技、文化、宗教领域。同时,也要认识到我们不是站在一百多年前经济落后贫穷和旧制度被猛烈冲击的历史背景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而是在自身经济迅猛发展,国之实力不断增强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思想和制度不断健全发展,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相互竞争与合作交融一体的、更为复杂也更为主动的新时期,是我们能够重新站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使命感和天下观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时代。“国学新思考”的研究工作即要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做出“如是”总结和得失之辨析,又要面对当代社会问题给出开拓性思路。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这句话虽然是王国维先生讲自百年前的“中、西学之辩”的历史时期,但今日看来仍有其价值。在当今这个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首先要确立“求实”之科学真精神,明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劣、得失,立足于自身制度和道德建设的出发点上,把握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和趋势,以人类共同繁荣与和平共处为愿景,带领中国和世界走向新的文明高度。  

第三,以当代“国学新思考”为契机,为开出中国哲学研究之新范式提供尝试性性思路

    中国文化基于多种形态的共同存在,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遇到其他文明的冲击,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它们之间是如何能够相互共生、相互影响又各自发展至今的?

圣人云:“中者、天下之正道也”。

中国文化的多维性,就决定了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必以时刻把持“中道”才能完成其相互和谐共生的“整体性”。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化始终具有一种“主体自我意识”的张力和调节功能。在“天人合一”“中和之美”之核心哲学思想中,人类社会的道德要求被看做是本体意义上的客观必然。把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自然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整体性为出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国家、人与自己都需从不同的维度趋向本体,正如《周易·文言传》所说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在“多维——整体——中道”的命题列出之后,我们继续展开这个问题。有了“中道”所把握的“多维——整体”这种意义上的能动性和张力,那么“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就必然成为不同思想之间能够最终实现多维共存的必然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不同”而又和谐相处相生即是“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才能谓之生生之厚德。“和则相继,同则不生”。多维性的差异化中,反而体现着多样性才会有整体性的哲学发展观。

在这里“生生之后德”即是本体的道德必然,也是中国文化中人类社会的必由发展之路。离开这一点,我们便无法预设中国文化的存在性。“天人合德”是中国文化中存在者趋向存在的必然。“多维——整体”与“中道”之间的相互张力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每一次遇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冲突时反而能够成为自我反思、自我创新发展的新机会。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多维——整体”性的特点,也存在于各个经典的文本之中。如《中庸》所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于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无论哪一本经典,开篇必先从“道”之本体开始,然后就其立论在“体”“用”之间展开层层论述。“体不离用,用依体在”。在被道家奉为三玄之一的《道德经》中可以看到这种文本美以及由“悟道”而感悟的天地冷静之美、万物神气之美;在被儒家奉为群经之王的《易经》十翼中同样可以看到文本(器)和哲思(道)、天地人情怀(情)之美同时俱在。“道”于“用”之间,“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因此,和西方科学之“分科而学”不同,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在“道”和“用”中被割裂过。“道”必须能够被“用”承载和抵达;“用”必须能体现和抵达其“道”,从来不存在单纯的逻辑,也不存在不能被完成的“道”。

当代思想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研究的范式上发展而来的,中国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不可避免地在上个世纪初就进入到“西学”研究范式体系下。这在一开始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大部分西方学者在以西学范式为主的逻辑中很难厘清中国文化中的哲学逻辑。使得他们质疑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促使中国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了大量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否尝试着在创建中国哲学现代学术范式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这一方面关乎中国文化是否能够用现代学术语言来完整、准确地表述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不是被“格式化”地套入西方哲学模块语境中,被“碎片化”地研究和表述。另一方面,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哲学思想”及其“思想研究和表达”的整体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核心要素。在不断章取义、强拉硬拽、牵强附会之下,希望在这种整体性中能够提炼出中国哲学的根本命题,开出中国哲学研究之范式。既能构建出自身完整之哲学体系,又能在学术语境中精准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之全貌,把中国文化中的智慧贡献给世界。

四、在“多维——整体”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要充分运用“中道”之哲学智慧,在不断发展中实现新的文明构建,为世界多元文明走向和谐共生提供理论支持。

     任何哲学理论和文化思想的研究都必须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和为未来提供理论支持为前导。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思想都根植于所处的时代而出现。例如我们今天研究宋明理学会提出不同看法 ,但是朱熹提出的主要思想却是为了解决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时过境迁后,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我们要客观分析。为实现当代民族文化之复兴,就必然要站在当今的中国现实情况和全球背景中认真思考,当前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什么?面对全球化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在趋向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提升民族精神、实现文化复兴?                      

     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儒家传统思想中关于社群、资本(经济)、媒介等方面理论的不完全,加之目前主要经济模式和互联网虚拟世界结合后生活模式的巨大变化,都使个体与社群、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制度构建中最突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儒学中所提倡的“个体的自我人格养成”在现实文化建设中严重缺失,使“内圣”形同虚设流于口号,离开“内圣”单纯讨论儒家哲学中的“外王”之路在当前的社会制度建设中必然如同水中花月。

      面对复杂多样并且时时处于发展变化中的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如何与有“生生之大德”的天地“合德”,是对“人”的终极要求,同样也是中国先古人君们在经略民生中的一脉相授。“允执其中”——真诚的实践“中道”,求得无偏无侧,便能达到公平正直、至正中和的政治哲学智慧,被记载于最古老的经典中。在贯穿天道与人道的过程中,“诚明”即是路线图也是方法论的核心。在《中庸》中,“诚”被视作最高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着,人之道也”;  天道中正公平,万物谐生,而人则需要通过“使之诚”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自我身心修养)以达天道的过程。 而只有达天道的人,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尊重万物之本性,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随其性。这是“天人合一”的必由之路,也是“成已”而后“仁人”、“仁人便是成己”的“不二”之路。

     《中庸》在孔子的思想中既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髓。在构建新的文明过程中也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当我们认真回溯历史,是否我们真的“行”于“中庸”之摈弃在任何问题上的偏激性单边化道路上?面对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冲击是乡愿式的“折中改良”的还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一元终结论?

这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反思对中庸思想的偏颇认识,或者说“诚”的根本精神的丢失。重新完善认识到中庸思想先“成已”方可“仁人”,“成已(内圣)——仁人(外王)”之间是“以一贯之”的重要指导思想。

认识到“为正以中”和“取人以身”,制度不可能代替道德,制度建设需要“良知化”;道德也不能等同于国家的制度建设,道德需要制度保护。任何单纯的“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制约伦”都不可能使社会达到“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和谐发展与进步。在“执两用中”“执中有权”的指导下,构建即能够使中国文化复兴又同时能利益世界的一个新文明。

    “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

     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时时“中”道,处处用“中”,才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多维——整体性”的完型构建。在面对世界各民族更多元的文化冲突时,“中道”既能兼济个人、社群、国家、宗教、种族等差异性,也能立足“和合”寻求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共生的普遍性,使全球多元文化能够在对话中保持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构建出能够让中国社会自身能够健全发展又能引领世界文明的“成已——仁人”的新文明,即是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智力支持,也是对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和平共生之路,追求共同繁荣幸福的理论发展和思想贡献。

    (作者:华夏国际易道研究院秘书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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